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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的魅力在各类戏曲、民俗文化间有着更立体的体现。在上海，有着原本被称为“滩簧”的沪剧；在苏州，有评弹、昆曲；绍兴有被誉为“中国第二大剧种”的越剧像沪剧《雷雨》、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黄梅戏《天仙配》等作品，都能通过方言更丰富展现人物个性、地域特色，也为研究者分析不同时代方言发音、词汇变化提供了样本。更根本的，方言是这些剧种能得以传播的载体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在喜剧艺术形式中，方言更具不可替代之功，上海滑稽戏《广东上海话》里，因售货员操一口广东口音的上海话，使得“先生”听起来像“猩猩”，“物事”被听成“木梳”，“触霉头”被听作“吃馒头”，闹出不少笑话。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《戏剧与方言》中，对不同方言的不同特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。在小品等艺术形式中，方言对于迅速刻画人物，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除了地域特色，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方言也是记录、表现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特征的标尺，反映着一个城市的精神特质。方言的强势与否与一地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。方言是人口迁徙、聚居的产物，以沪语为例，老派的上海话源于南宋时期一个名叫“上海”的聚落形成之时，当时，上海地区方言以松江话为基础。到了清代，由于苏州府的繁荣，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整个吴语区受到苏州话的影响；而现代意义的上海话则起源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。因此，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可谓“三易其主”。